政府投資審批有望向地方放權

在啟動長達12年后，政府投資立法進程有望提速。全國人大代表、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副主任安建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根據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的總體要求，《政府投資條例(征求意見稿)》正在抓緊研究修改，投資審批權限有的要下放，有的要整合。

多位受訪的國家發改委專家告訴記者，從大方向上看，政府投資審批有望向地方放權，如適當加大地方政府的投資管理權限，適當減少中央政府投資主管部門的管理權限，原則上是“誰投資、誰決策”。

多位代表委員則表示，投資審批權下放應與地方自身“簡政放權”相結合，避免城鎮化釋放的巨大投資需求引發低效投資、產能過剩。

全國政協委員、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原主任李勇向記者分析說，政府投資分為四類：一是財政直接投資，如公益性事業；二是政府對國企的投資；三是資本金、股本為國有的國企再投資；四是地方政府為招商引資而進行的間接投資，如通過財政杠桿吸引社會投資。

政府投資有多大規模？國家發改委投資研究所投資體制政策研究室主任吳亞平說，政府投資占總投資比重約5%，但政府投資有放大效應。中國投資協會副會長、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院長助理沈志群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透露，即便不算國有企業那一塊，政府性固定資產投資每年也有幾千億元。

吳亞平表示，政府投資條例的出臺將使政府投資有法可依，有助于從決策、執行、實施、監督全過程規范政府投資管理行為。去年底，國家發改委投資司司長王曉濤撰文指出，要盡快把政府投資管理納入法制化軌道，推動出臺政府投資條例，規范政府投資行為，提高政府投資效益。

記者了解到，2010年1月，國務院法制辦曾就政府投資條例公開征求意見，但此后沒有下文。

談到該條例出臺的瓶頸，沈志群分析說，一是政府投資范圍難以確定；二是中央和地方的投資管理權限按項目限額、行業類別還是按所有制性質劃分，還存在分歧。劉亞平表示，投資體制改革的核心是對政府投資加強管理，對企業放權，讓企業成為真正的投資主體。現實卻是，政府投資疏于管理且不愿放權。

在投資審批程序上，全國人大代表、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崇泉對審批權下放表示擔憂，認為當前產能過剩相當嚴重，與投資體制不能說沒有關系。未來要防止一放就亂，形成新一輪產能過剩。

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社科院產業經濟研究所所長向曉梅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認為，投資審批權下放的前提，是減少政府投資占社會總投資的比重。一方面是在經營性領域逐步向社會資本開放；一方面是在公益性領域，要通過政府購買公共服務、BOT等創新投資方式。

“城鎮化會釋放巨大的投資需求。政府和市場、社會的關系應遵循‘臂距原則’。要鼓勵民營企業、社會中介組織在政府之手夠不著的地方發揮作用。”向曉梅提出，可對部分項目投資由審批制改為備案制，政府在后置性監管集中精力。

曾分管多個地方國有企業的李勇反映，政府大量投資是造成全社會投資率過高和通貨膨脹的一大原因。為解決產業同構化、產能過剩問題，向曉梅說，在投資審批權下放后，應結合主體功能區戰略，分區域調控政府產業投資扶持基金、投融資平臺、國有企業的投資方向、規模、強度，避免在LED、光伏等戰略性新興產業以及鋼鐵等制造業上“一哄而上”。

李勇建議，根據地方經濟總量、財政收入及相關人均指標等，研究制定地方投資率的控制指標，促使地方提高投資效率和投入產出比。沈志群則建議，按照“誰投資、誰決策、誰負責”的原則，把對上述指標的考核作為領導干部任期經濟責任審計的要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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