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三農，解決三農問題！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今年是實施鄉村振興的開局之年，如何更好認識并實踐鄉村振興？鄉村振興與傳統“三農”問題之間有何聯系與區別？綠維文旅把握鄉村振興戰略的本質內涵及政策的突破方向，探索編制了《鄉村振興戰略規劃與實施》一書。本書將鄉村振興的實施重點落在縣域，研究出一套符合現狀的理論系統。其中重點強調4個核心觀點，即鄉村現代化、就地城鎮化、兩個融合和三個不等于。在圖書首發儀式當天，綠維文旅董事長林峰博士接受中國經濟導報專訪，就鄉村振興觀點進行了闡述。

日前，綠維文旅董事長、綠維文旅城鄉規劃設計院院長林峰博士接受中國經濟導報專訪。鄉村振興的“三個不等于”是林峰博士對鄉村振興的基本判斷，這一觀點獲得了農業農村部，發改委等相關部門領導和專家的高度認可！以下是林峰博士主要觀點。

鄉村振興≠農村城鎮化

鄉村是當前我國最大的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區域，城鎮和鄉村的發展一直是我國城鎮化發展進程中力求突破的一個難題。相對于城鎮來說，鄉村將成為與之并行的獨立發展結構。在急劇變遷的百年近代史中，中國的鄉村建設幾起幾落，鄉村在國家發展中的角色也逐漸從經濟、文化的源頭淪為落后于城市的累贅。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鄉村都是城市反哺的對象。

經過多年的財政轉移支付救助和鄉村城鎮化的實踐后，我國廣大鄉村仍遠遠落后于城市的發展，發展模式亟需創新。黨的十九大歷史性地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這一戰略預示著鄉村發展新時代的到來，需要每一位參與者重新思考“鄉”與“城”的關系。

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城鄉融合發展”，而不再是“城鄉統籌發展”，林峰博士認為，這意味著一個重大的轉變，即“鄉”不再是城市的附屬，而是與“城”相互獨立、并行發展的結構。作為一個獨立的發展體系，新時代的鄉村應有新型的鄉村經濟、鄉村居民、鄉村社會，應進行包括政策、管理、財稅制度、發展模式等在內的一系列核心要素的完善與創新，從而促進鄉村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有效支撐，形成與城市互相補充、共同推動的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并承擔起在中國新階段發展中的重要責任與使命。

因此，鄉村振興不是要城鎮化，在城市急劇擴張、大城市病引起各方關注的當下，我們不得不思考以單一城鎮化率判斷發展程度的普適性。林峰博士提出了幾個問題：是不是所有鄉村都適合拆村并點，集中安置？是不是越多農民變為市民越好？拉丁美洲的城鎮化陷阱是我們的前車之鑒，鄉村振興要的絕不是高城鎮化率的貧民窟，鄉村振興是要實現符合自身規律的現代化。

那么，鄉村城鎮化與現代化的區別在哪里？什么又是鄉村的現代化呢？林峰博士認為，鄉村振興并不是鄉村人口向城市的高度集中，也不是鄉村生產、生活方式的完全城市化。

鄉村產業≠農業

農業在我國鄉村發展中一直占據著重要地位，直到現在，糧食安全、現代農業發展仍然是基礎與核心。林峰博士認為，但當農業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僅靠適度規模經營及技術提升，農業附加值的提升是有限的。在無法實現類似美國大規模經營的現實條件下，唯有二三產業的導入，唯有體驗化、品牌化、原產地模式的帶動以及市場主體的充分參與，才能突破限制，形成較強的產業盈利能力。即鄉村的產業不再僅僅是農業，而是一二三產融合的產業體系。

從實際現狀來看，在一些鄉村，尤其是東部沿海地區，農業早已不是鄉村發展的唯一、甚至是主要產業。鄉村振興戰略中提出的“產業興旺”也不再僅僅是農業興旺，而是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鄉村經濟產業體系的興旺。

他表示鄉村振興，需要基于中國鄉村發展的規律，找到一二三產融合發展的路徑和模式。一二三產的融合帶動模式，既可以是以農業為主導的“一二三”產業模式，也可以是以加工業為主導的“二一三”“二三一”產業模式，以及外來消費主導的“三二一”產業模式。

對我國絕大多數鄉村而言，以一產和二產帶動鄉村的模式通常比較困難，而以旅游產業為主導的“三二一”倒推式發展模式往往可以帶來事半功倍的效果。林峰表示，這一模式以本地優勢資源的挖掘為基礎，通過對資源的特色化、產品化包裝形成旅游吸引物，聚集人氣，進而由人流聚集形成消費聚集，帶動以旅游產業為核心的三產發展，進而引導加工產業發展，帶動原產地農業轉型，提升農產品附加值，形成產業發展的可持續結構。

鄉村居民≠農民

每年春節期間的“回鄉體”，總會引起大家的熱議，其中重要話題之一就是鄉村衰落。林峰認為，鄉村日漸衰落的兩個核心因素，一是產業的薄弱，二是人口的流失。兩者相互強化，形成負反饋。

他表示，鄉村振興戰略在構筑一二三產融合發展的產業體系基礎上，將帶來人口的回流，形成產業與人口的正反饋。而在戶籍制度、土地制度漸次放開，逆城市化潮流日趨明顯的時代背景下，鄉村振興必將帶來鄉村人口結構的重塑。

從某種意義上看，鄉村居民不再是農民的概念，也不再以鄉村傳統的戶籍、土地為劃分依據，它只是一個地理意義上的居住概念。因此，鄉村居民除了包括擁有當地戶籍、擁有土地的老農人外，還包括眾多新農人與新鄉民。

林峰認為，鄉村居民是獨立于原來城市人與農村人概念的獨立結構。這些人往往是知識層次較高，社會責任感較重的社會發展核心力量。他們在鄉村的聚集，將形成鄉村新的文化土壤與自治結構，將成為可制成新時期鄉村社會發展的一股新生力量。

鄉村振興本質是鄉村現代化

基于對中國發展主要矛盾的深刻認識，加速部署與推進鄉村振興戰略，成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選擇。而在鄉村振興背景下，需要重新審視鄉村產業、鄉村居民及鄉村社會鄉村發展，必須跳出“三農”看鄉村，跳出“三農”出方案，才能真正解決“三農”問題。林峰強調，鄉村振興的本質是鄉村現代化，是鄉村社會經濟的全面重構，鄉村振興的路徑選擇，就是鄉村現代化模式與路徑的選擇。

他表示，鄉村振興不能走與城市發展相同的路徑，鄉村必須探索形成其獨有的、適合自身規律的發展模式和發展架構。未來的鄉村終極目標，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求，構建承載著桃源之夢的“鄉村生活方式”，以一二三產融合及產居融合為基礎的發展模式，更符合中國農耕文化傳統與社會現實，也必將成為鄉村振興最重要的支撐。

對于鄉村振興的可持續發展，必須解決生產要素流動問題。林峰認為，鄉村振興的破題關鍵是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土地政策突破、土地與農民捆綁的解除，以及完善的社保體系構建，這三大措施的系統構建與相互支撐，將共同構筑起鄉村財富的積累結構，也將成為鄉村振興的康莊大道。

那么鄉村現代化究竟如何實現？我們可以通過綠維案例“開江稻田+田園綜合體”進行。“稻田+”產業模式，是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稻田經濟的創新模式，通過土地規模流轉，借助政府各項涉農項目資金整合，按照有機循環農業原則，形成規模不等相對獨立的生態種養循環系統及產業效益單元，提高土地利用率、畝產值及產業效益；在種養循環模式成功的基礎上，擴大“稻田+”效益單元作為農業雙創基地，公司給予扶持和培訓，并以高于市場平均價的價格收購產品；通過公司化運作，對農產品進行品牌營銷，實現農莊產品共享，有效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精準扶貧，獲得較好投資回報。

對此，國家發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鎮發展中心原副主任喬潤令表示，四川開江鄉村振興規劃有一套概念系統，這是非常好的創新，為縣域鄉村規劃提供了非常好的案例。開江鄉村振興規劃具有可操作性，而并非只有理論概念沒有項目，喬潤令認為，目前應該更加按照重要性順序突出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