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廣瑞：關于國家級旅游研究課題的記憶

20世紀80年代是中國改革開放活躍的年代。旅游業是改革開放的產物，又是改革開放的排頭兵，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旅游業，而旅游業的發展又進一步推動了改革與開放。

一方面，旅游業在爭議中發展，在“五個一起上”的沖動下形成了全國性旅游熱潮，也引發了無序開發的混亂;另一方面，以飯店為代表的旅游行業，在引進外資和國外管理方面大膽探索，“建國飯店”模式為其他行業的改革開放創造了經驗。在這期間，旅游業的發展出現了很多新問題需要面對：急劇變化的市場需求與相對保守的經營管理體制的矛盾，入境旅游的發展與國內旅游需求增長之間的矛盾，外國人的入境旅游與國民的出境旅游政策的差異等，都逐漸顯現出來。中國的旅游發展的方向如何確定，三大市場(入境、出境與國內旅游)如何定位，未來發展的目標如何明確，如何制定一個符合中國國情的發展戰略和政策等，成為須要回答的問題。很顯然，已經到了制定發展旅游大政方針的時候。

1987年，面對我國旅游業發展的新局面和新問題，“旅游經濟發展戰略”被列入國家哲學社會科學“七五”重點研究課題。起初，這個課題的申請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所(現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前身)提出的，但考慮到課題本身的重要性，于是便特別邀請孫尚清作為課題組負責人。當時，孫尚清任國務院經濟技術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現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前身)副總干事，此前曾任中國社科院副秘書長，是國內外知名的經濟學家。應當說，這是以“旅游經濟”為主題的國家社科基金研究項目。作為這一課題研究的參與者，我在課題研究實踐中不僅學到了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和路徑，更領悟到作為一個社會科學研究者的職業精神和社會責任，這些感悟影響著我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一生。

這項課題研究給我印象深的有三點。

其一是研究隊伍精良強干，隊伍人員多，資歷高，分工細，專業廣。課題組的成員來自三個機構：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所、國務院經濟技術社會發展中心和當時的國家旅游局，主要負責人參與并直接挑選和調配人力。孫尚清任課題組負責人，財貿所所長張卓元和兩位副所長為課題組成員，旅游與服務研究室主任為課題組的協調人，下設18個子課題。強大的研究陣容，此前不僅在旅游研究領域里從來沒有過，就是在其他社會科學專項課題中也頗為少見。

這里值得一提的是孫尚清教授。也許今天人們對這個名字有些生疏，但當年可是中國經濟界的傳奇人物。他曾從軍四野，后在中國人民大學攻讀馬列專業，先就職于中國醫科大學，后進入中國科學院攻讀經濟學博士，從此進入經濟研究領域，成為我國經濟結構研究領域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他思維敏捷，學風嚴謹、長期擔任中華全國日本經濟學會與中國中日關系史研究會會長，深受敬仰。然而，孫尚清教授主持這個課題研究可不是掛名而已，而是掌門人。他不僅親自確定課題研究大綱，明確研究程序與計劃，而且他本人參與了絕大部分的實地考察，親自主持討論主要報告的撰寫和修改工作，研究報告的核心結論都是他親自確定的，為這一課題的研究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

其二是課題研究非常重視實地調查，研究結論是在討論和辯論中產生的。從中國的主流經濟研究來說，除了直接從事旅游管理和經營的人來說，學術界對旅游還都比較生疏，或者說很少有人把它當作學問去研究。在這樣的背景下，課題組確定首先在調查研究上下功夫，深入到基層，弄清情況，獲得一手資料。課題組先后對北京、上海、西安、廣東、貴州、山西以及東北地區進行了實地考察，在各地組織了大量的座談會和討論會，課題組內部在不同階段進行了多次不同類型的討論和辯論，每次調查都要寫出考察報告或研究報告。其間，還組織部分成員到日本進行考察。課題組用于實地調查研究的時間長達一年以上。有意思的是，當時的這些調查活動得到了上上下下的廣泛支持，國家各個相關部門積極配合，地方政府和企業也非常歡迎，主動反映情況，參與座談與辯論，因為在那個時候，旅游的確是一個全新的領域，大家都非常期盼著盡快出研究成果，幫助政府制定國家戰略和政策。

其三是課題研究成果直接被政府所采用。1989年，課題組在其中期研究和調查報告成果的基礎上整理出版了46萬字的專著《中國旅游經濟研究》，在國內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研究成果中的一些主要觀點和政策建議陸續為政府有關部門和旅游界所接受，并在實際工作中采用。在這一基礎上，課題組又花了半年多的時間，完成了該課題的成果，撰寫并出版了題為《面對二十一世紀的選擇：中國旅游發展戰略》的研究報告。1990年10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所、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家旅游局在湖南長沙市聯合舉辦了第五次全國旅游理論研討會，國家計委、建設部、民航局、物價局等部門和部分省市的領導參加研討會，這個研討會的議題就是在更大的范圍內對這一課題的研究成果進行鑒定和傳播。



這一課題研究的重要貢獻在于理念的創新與突破，它明確了旅游業是一個“永遠的朝陽產業”，奠定了發展這一新興產業的信心與決心;對于長期糾纏的旅游功能與性質問題給出了明確的限定：“從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看，旅游業是一種文化—經濟事業……對我國現階段旅游業性質的表述，就應當把‘文化’和‘經濟’的次序加以調整，須說它是一種經濟—文化事業”;認定旅游業的綜合性，明確“旅游業本身是一個產業群體”，得出的結論是“它可以作為適度超前發展的產業加以培育”，這個超前包括發展速度超前、發展水平超前、人才培養超前，但“超前”要“適度”，不能盲目超前;全國應根據各地資源狀況區別對待，也不可能是所有地區一律超前。這些重要而創新的理念都是孫尚清教授親自總結并確定的。報告發布后，“適度超前”立刻成為國內旅游界的一個“熱詞”，也引起了不少爭議，但是，慢慢地被政府和社會接受了。應當說，這一重大國家課題的研究成果，為國家明確旅游業的性質、制定國家旅游發展的目標和戰略奠定了理論基礎，并為國家關于旅游發展決策提供了科學的依據，后來我國旅游發展的實踐證明了這一點。

歲月如梭。這個國家重大項目的研究已經過去了30年，但一本《面對二十一世紀的選擇：中國旅游發展戰略》還擺著很多同行的書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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