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新型城市化發展已經進入關鍵階段

在近日召開的廣州市委十屆五次全會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上，市委書記萬慶良作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專題講話。這應該是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和省委十一屆三次全會精神的實施綱領。為廣州市今后的新型城鎮化建設工作做出了指導。

講話中提出了“增創改革新優勢，搶占發展制高點”的改革發展思路，明確指出，廣州要增創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新優勢、產業競爭新優勢、城鄉發展一體化新優勢、社會發展新優勢、文化發展新優勢、生態城市建設新優勢等六大優勢，為此，今年要推進12項重點改革任務，以保證優勢的實現，即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構建公平開放的市場規則，激發市場主體活力，深化財政體制改革，實施科技創新驅動戰略，創新金融發展體制，深化城鄉發展一體化改革，推進文化體制機制創新，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設，加強民主法治制度建設，強化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機制，推進生態文明制度建設。

曾經有一段時間，廣東“內地化”、“改革弱化”等說法不脛而走，作為省會的廣州似乎也沒有什么在全國振聾發聵的改革舉措。黨的三中全會吹起了新一輪全面改革的集結號，省市落實三中全會的具體方案備受關注。從省委的《意見》來看，確有不少新的提法，市委書記的講話大致透露了相關思路。

根據講話精神，廣州新型城市化發展已經進入關鍵階段，面對各種體制機制障礙，各級各部門一定要搶抓機遇。顯然，對廣州目前所處形勢的估計是否準確清楚，可能決定了改革的方向和力度。

一是“保三”所體現的發展速度與質量的關系問題。陳建華市長說天津已經不是“追兵”而是“標兵”，因為其人均GDP高于廣州。如果以此為標準，廣州的人均GDP在全國大城市的排名要奮起直追。

二是新型城市化與土地城市化路徑依賴的關系問題。胡春華書記說廣州要從“建新城”的城市擴張轉變到“改舊城”的城市提升，這不僅涉及到身份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的矛盾，也涉及到向存量還是向增量要效益的問題。

三是國家中心城市地位與產業結構調整方向的關系問題。從三大支柱產業到十大核心產業，從15個優先發展的產業再到十個重點發展產業，廣州產業選擇在制造業、服務業的側重和結構以及戰略新興產業的選擇上都有猶豫。

四是國有企業改革和民營企業發展的關系問題。廣州是廣東省國企成分最重的城市，國企改革一直走在全省前列甚至比省屬國企還要領先一步，但與三中全會提出的發展混合所有制等思路相比仍有很大的改革和發展空間，而民營企業做強做大的也不多，尤其是在高科技產業中。

五是城鄉差別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關系問題。廣州城鄉差別之大，尤其是中心城區與北部山區的差距之大仍是內地人難以置信的。筆者在最近調研泥磚房改造情況時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這一點。這不僅涉及到仍然舉步維艱的土地改革，也牽涉到基本公共服務在農村地區、在外來務工人員中的全面推開。廣州非戶籍人口占實際管理人口的一半典型地體現了全省戶籍改革與公共服務均等化之間的難題。

六是打造世界文化名城與文化體制改革的關系問題。文化教育科研綜合實力是廣州作為省會城市的獨特優勢，但與國內許多城市相比，文化體制改革仍是拖文化發展的后腿的。當然省屬文化單位在廣州的現實表明這與省級文化體制改革相關。

七是生態環境的保護與城市建設管理體制的關系問題。廣州霧霾情況只有與北方城市相比時才讓民眾感到些許欣慰，但主要污染源是汽車尾氣還是工業企業排放或大量的工地揚塵，有關部門的數據仍難以服眾。這進而又涉及到城市建設管理的措施，包括限牌、限外、單雙號限行或加大處罰排污企業的力度。

八是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顯然，多年來，政府主導是我國城市高速發展的主要動能，但三中全會提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上發揮決定性作用，這在經濟建設、社會發展和城市管理等方面應有不同的尺度，因此，政府在行政審批權、政府采購、職能轉移、政務公開、廉政建設、行政效率等方面都涉及到流程再造、機制變革等問題。

對此，萬慶良書記在報告中提出，要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按照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要求，念好行政體制改革曬（曬權力清單）、減（精簡審批）、放（向區縣級市下放權力）、建（建立互聯共享統一的政府信息服務體系）、提（提高服務效能）“五字訣”。這可能是廣州深化改革的基本路徑，由此而帶動上述問題的解決，推進12項重點改革，最終實現增創六大新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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