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孝德等:面向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的六個新思維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是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強國的重大戰略之一。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黨中央賦予鄉村振興戰略如此重要的地位，是因為鄉村振興問題不僅是涉及國計民生的大事，也是關乎中國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關系中國未來發展方向與命運的重大戰略。在中國邁向新時代的大背景下，探索中國特色的鄉村振興之路，是一個十分具有挑戰性的新課題。

從黨的十九大報告到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以及習近平總書記一系列關于鄉村振興的重要講話中不難發現，邁向新時代的鄉村振興戰略，是基于新思維、新理念、新思路的偉大戰略。如果全黨全社會不能站在新時代的高度，以黨中央的新思維為基準去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那么鄉村振興戰略就會犯方向性錯誤。

1.從“農村”到“鄉村”的系統發展思維

黨的十九大報告非常正式地把長期以來對農村的稱謂從“農村”變成了“鄉村”。從“農村”到“鄉村”雖然只是一字之差，卻包含著黨中央對鄉村振興工作的新思維。“鄉村”是近代之前中國對鄉村的稱謂。在中國幾千年文明史中，我國對農村的稱謂一直就是鄉村。近代以來，基于現代經濟學的“三次產業”分類理論，才把鄉村人為定義為農村。農村是專門從事農業產業(自然經濟和第一產業)為主的經濟單元，所以叫農村，并按照此功能定位，將農村在現代經濟系統中的主要功能定義為為城市生產糧食。

在中國古代的鄉村稱謂中，鄉村所具有功能卻不僅僅是單一的農業生產。從中國古代的象形文字來看，在殷商時期的甲骨文中“鄉”是“”。這個“”字內涵是指兩個人相向對坐, 中間放著一個盆，里面放著肉和酒，他們倆坐在這兒吃飯聊天共食一簋的場景，這意味著中國古代的鄉村首先是一群人共同生活的地方，而不是一個單純從事農業生產的地方。事實上，中國古代的鄉村是具有血緣關系、互助關系，并形成了共同風俗習慣、文化和價值的地方，這樣的地方才叫“鄉村”。用現代語言來講，鄉村是一個攜帶著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基因，且集生活與生產、社會與文化、歷史與政治多元要素為一體的人類文明體。

但是，當我們古老的鄉村“變成”了農村，具有中華文明基因的鄉村就變成了一個單一的經濟體。按照這種產業分類思維，管理鄉村的部門是農業部。按照這種產業分類思維所設定的現代化，城市才是可以讓人們生活更美好的地方，鄉村并不具備承載現代化美好生活需要的功能，它只被賦予了一個為城市生產糧食的功能。按照西方國家設定的現代化標準，農村人口越少越好。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千百年來曾在鄉村世代傳承的教育模式、生活方式、人文習俗都被認為是無用的東西。按照這種產業分類思維，就有了21世紀以來把教育從鄉村撤走，各種要素加劇向城市流動的情況。如果沒有黨的十九大報告和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鄉村振興的一系列戰略部署，國家繼續按照這種產業分類的思路走下去，中國的鄉村在不久的將來將不再是承載中華文明優秀傳統基因的鄉村，中華民族五千年的燦爛文明將時刻面臨著斷根的危險。

從這個角度看，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把中國農村的稱謂在鄉村振興戰略的相關文件中恢復為鄉村，雖僅為一字之差，卻代表著黨中央關于鄉村振興戰略的一種新思維，這種新思維，在哲學上是一種系統整體思維，它把鄉村重新還原為一個政治、經濟、文化與歷史的中華文明載體。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這個關于鄉村振興的二十字總體要求，就是著眼于中國鄉村的整體振興，要實現鄉村一二三產融合發展的系統性發展振興，絕非單純追求單一的農業經濟振興。

正是基于這種新思維，黨的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把原來的農業部改革為農業農村部，為系統解決鄉村問題提供體制機制保證。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的是鄉村振興戰略，而非農村振興戰略，這就要求全黨同志必須嚴格遵循黨中央的正確部署，擯棄以往的碎片化思維，以一種系統整合的思維來切實解決好我國的“三農”問題。中國鄉村社會的全面振興發展，絕不能延續簡單就經濟搞經濟的工業化思維，而應從政治、經濟、文化、生態、歷史的整體角度系統性加以解決。

2.從“城鄉統籌”到“城鄉融合”的城鄉等值互補思維

從“城鄉統籌”到“城鄉融合”，是黨的十九大報告關于城鄉關系的新提法，這不單純是一個用詞的變化，其中包含著黨中央對實現城鄉融合發展的新思維與新舉措。長期以來，在傳統的城鄉統籌思維框架中，城市與鄉村存在著一種不平等的關系，一直是城市高高在上統籌鄉村。以往很多同志一談到鄉村，就會下意識地認為鄉村是愚昧落后、不文明的，只有城市才是文明的載體。在開展新農村建設的過程中，有些農民和干部簡單片面地認為新農村建設就是要把房子建得跟城市一樣，進而導致許多具有重大文化與歷史價值的古村落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與拆遷。以往按照這種城鄉不平等的思維，中國的城市化過程基本演化為城市替代鄉村的過程。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城鄉“融合”，包含著黨中央對城市與鄉村關系的新定位、新認識。所謂“融合”，就是建立在城市與鄉村價值等值、功能互補基礎上的良性互動關系。

按照黨中央提出的城鄉融合新思維，首先需要摒棄根深蒂固的城市富大哥、鄉村窮小弟，城市代表文明、鄉村代表落后的錯誤成見。從城市與鄉村的功能定位來講，城鄉關系更像一棵大樹一樣，鄉村是大樹的根，城市是大樹的樹冠。曾幾何時，當人們在贊美城市花美果香時，似乎早已忘記了鄉村那看不見的根。長此以往，中國未來的城市發展將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將存在著嚴重的后遺癥。

回顧中國城鄉建設發展的歷史，就不難發現沒有鄉村的中國是無法走到今天的，中國的改革開放最早也是從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發端的。20世紀80年代的“一包就靈”，解決了中國從農村到城市的吃飯問題。20世紀90年代最早進入市場的企業，是中國農村創造的鄉鎮企業，中國鄉鎮企業創造的財富首次占據了我國GDP總值的半壁江山。進入21世紀，我國的城市逐步具備了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城鎮化在中國經濟發展進程中的優勢得以充分顯示出來。至此，中國經濟增長的重心從鄉鎮轉移到了城市。在這個時期，人們開始逐漸的忽略鄉村和農民，致使“三農”問題開始凸顯。21世紀以來，城市的快速發展與農村、農民的巨大貢獻息息相關，為城市化貢獻最大的是進城成為城市建設與城市經濟發展主力軍的2.7億農民。這2.7億農民工中有9000萬農民工在房地產、城市建筑行業工作，正是廣大農民工用自己的血汗哺育建設了城市。

在新時代背景下，我國的鄉村振興之路，最需要重新認識的是鄉村的價值。目前，從城市到鄉村的“新回鄉運動”作為一種新的力量正在悄悄地改變著中國的城鎮化發展模式。改革開放以來的城鎮化，主要表現為農村人口和資源向城市流動。近年來，一個值得社會關注的城鄉雙向流動、雙向驅動的新城鎮化模式正在逐步浮出水面。

城鎮化不是恒定不變的直線運動。反觀近代以來西方城鎮化的歷史，無不是在城鎮化與逆城鎮化的周期波動中進行。我國隨著城市病爆發、空氣污染、生活成本提高、城市生活審美疲勞等多種因素，在一些大城市已經開始出現大批藝術家下鄉、退休者告老還鄉、人們組團到鄉村養老等逆城鎮化現象。在逆城鎮化現象推動下，許多城市人到郊區買房、到農村去辦農家樂、到山區去辦各種旅游項目。伴隨著城市人口向鄉村流動，也催生了城市資本下鄉搞有機農業、鄉村旅游、古村落改造等新趨勢。其實，城鄉之間的融合發展之路，就是城鄉各自發揮其不可替代的功能，推動各種要素資源高質量雙向流動的城鄉互補共贏、共生發展的新模式。

3.為小農經濟正名的

“小而美” “小而優”新思維

在如何發展鄉村經濟這個問題上，我國一直受到工業經濟思維的左右，并據此規劃了近幾十年的鄉村經濟發展模式。按照工業經濟思維，小農經濟是中國邁向農業現代化的最大障礙。如何把小規模的小農經濟改造為大規模現代農業，在過去很長一個時期內都被認為是農業現代化發展的必然趨勢。但在實踐中，大家依然可以看到我國古老的小農經濟順應現代市場發展要求并釋放出巨大生命力的生動情景。如何認識中國幾千年農耕文明遺留下來的小農經濟，成為影響中國鄉村發展的一個瓶頸。

對于這個頗具爭議的問題，黨的十九大報告為中國小農經濟正了名，報告明確提出不是不要小農經濟，而是要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不可否認，以美國為首的農業現代化發展模式，走的是一條我國無法簡單照搬復制的大規模農業現代化發展之路。畢竟，美國僅有3億左右人口卻擁有30億畝耕地，人均糧食1噸，而中國擁有14億左右人口，嚴守的卻只有18億畝耕地。而且，我們的土地三分之二都分布在丘陵地帶。美國的農業可以不考慮保障國內糧食安全的問題，純粹以追求商業效率為目標。中國農業的首要功能卻是滿足國計民生需要。按照現代經濟學思維，要實現滿足商業需求的農業發展目標，就必須不斷提高人均生產效率，而我國作為人多地少的國家，為滿足國民生計需求，追求的首要目標是優先提高土地產出效率。無論是西方的經濟學研究，還是中國農耕經濟發展的實踐，都證明小規模經濟相較于大規模經濟，雖人均效率很低卻可有效提高土地產出效率。中國大量的丘陵山地，決定了中國不能搞美國式的大規模農業。此外，中國農業的功能定位也決定了農業必須走有利于提高土地利用率的小農主導的適度規模經營發展之路。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強調：“確保國家糧食安全，把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要實現這個目標，小農經濟是確保中國糧食安全的重要經濟方式。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濟與大規模農業存在根本上的不同，它首先滿足的是農民自身消費的功能，剩余的才進入市場流通?？梢哉f，半商業化的中國小農經濟在保證中國糧食安全上具有一種天然有效的調節機制，而純粹的資本農業則完全失靈——如果糧食價格下跌，資本就會停止生產糧食，如果糧食價格不斷提高，資本為了獲利甚至會囤積居奇。不難發現，將關乎中國14億左右人口的糧食安全交給唯利是圖的大資本農業，顯然是一個巨大的冒險行為。

對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濟生命力存在質疑為時已久。解放后，在“小農經濟是形成資本主義的汪洋大海”理論的作用下，國家為了防止小農經濟演化為資本主義，逐步把小農經濟改造為集體管理的規模經濟。實踐證明，消滅小農經濟曾給中國帶來了糧食危機的巨大災難。20世紀80年代以來，承包責任制一包就靈，秘密就在于國家把在中國已存在了幾千年的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濟找了回來。

為什么說小農經濟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從經濟學角度看，是因為以家庭為單位的生產方式是農業生產過程中最有效率的組織方式。農業生產跟工業生產不一樣，農業生產很難像工業生產那樣不受天氣、四季變化的影響而進行規范化、標準化管理。在農村農忙時，上至80歲的老人，下至6歲的孩子，都可作為勞動力參加勞動，且農民每天為自己勞動的時間遠遠超過八小時。

現在許多大企業通過流轉土地來進入農村，希望以工廠式管理方法來管理農業，實踐表明，這種管理方法導致當年在生產隊模式中出現過的出工不出力的現象再次出現。局限于國土地形情況，美國式規?；r業生產經營模式很難成為中國農業發展的主導模式。我國要走出這個管理困境，必須充分學習借鑒美國式的現代化農業模式，在新疆和東北等為數不多的可適應大規模農業生產經營的地區通過最大限度地使用機器少用人來降低生產成本，其余地區則立足于走有利于提高土地利用率的小農經濟主導的適度規模經營發展之路。實現小農經濟與現代化規?；a經營的高效鏈接，才是中國農業未來發展的出路之所在。

專家 | 張孝德，國家行政學院生態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導;丁立江，國家行政學院政府經濟管理專業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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